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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开中国地图，对比一下隋朝运河和元明运河的走向差异，可以看到隋朝运河纵然为了以洛阳为中心，导致大段大段的河段没法取直，但是即使如此，依然没法解释隋朝通济渠在到了黄河以南的滑州之后，为什么还有两三百里的与黄河平行的河段，直到汴州才汇入黄河。

元明时候的运河之所以取直，从动机上来说，是因为政治中心北移到大度，洛阳不再有大量驻军，也不需要南粮漕运囤积至此。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倒也不是因为元明时候修运河的技术进步了，导致他们可以节省这个距离；而是因为南宋末年时（1194年），金国土地上的那次史上最大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改变了黄淮流域的水文环境，客观上降低了运河取直的技术难度。在华夏大湖中排得上号的洪泽湖，以及其他相对不那么有名的高邮湖等等，就是淮河失去入海口后淤积出来的堰塞湖。如果没有那次黄河改道，以元明两朝的工程技术，要把大运河修成京杭直通，依然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所以，隋朝的时候，从技术上，根本不存在解决大落差河流之间的人工运河沟通技术，这个时代没有船闸，没有任何调蓄水位的大型工程机械机构。隋朝大运河到了滑州之后不得不再沿着黄河挖平行渠直到汴州，多出来的这部分工作量，就是因为只有到了汴州附近，通济渠和黄河的水位才能差不多持平，而如果直接在滑州就打通的话，大运河就会因为水位高于黄河而导致运河水直接全部灌进黄河，把运河抽干。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世的人不得不感慨隋朝那位将作大匠宇文恺的惊人艺业——宇文恺在运河选址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做了非常详尽的勘测工作，了解了数千里河段上黄河、淮河、长江每一个点的水位海拔，然后找出了黄淮江水水面等海拔的点，将其连接起来，实现了运河的静水。

仁寿二年末这个时间点，通济渠的修建议案还没提上日程，但是工程技术的天然原理并不会改变。萧铣在打通长江与浙江之间最后一环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技术难点，和宇文恺不能在滑州就把大运河打通入黄河，是基本一样的，但是又略有不同。不同之处，便是钱塘潮带来的水位差，不是一种持续地绝对水位差，而是一种短时间的相对水位差——每天，只有那么个时辰，江河水位差很明显，但是也有那么两三个时辰的最低潮期，是水位几乎没有差异的，这就为某一种特殊人字闸的施工提供了可能。

人类历史上，直到16~17世纪，当远在西欧的荷兰人，开始争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