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哈米什·汉密尔顿

加利福尼亚州拉由拉市滨海路6005号

1950年11月10日

亲爱的杰米：

为什么人们会想看传记材料？有什么要紧？为什么作家需要谈论他自己这个人？一切都叫人生厌。我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鬼知道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得我希望从没跟别人提起过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的父母双亲都是贵格派[1]教徒出身，但也只是嘴上说说。我母亲出生于爱尔兰沃特福德，此地曾有一所知名的贵格派学校，也许现在还有。我的父亲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户农民家庭，也许是跟着威廉·潘恩[2]迁居此地的那批人中间的一个。我七岁的时候在一家旅店里患上了猩红热，能活下来实属万幸。对于康复期，我只记得冰淇淋和把松脱的皮肤扯下来的快乐。我在达利奇[3]住了五年，随后好些年又辗转法德两国。当时我被认为是英国人，因为我的母亲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恢复了英国国籍。所以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资料显示我被当作是英国人。经过了漫长的斗争，甚至最终起诉了美国司法部长，我的国籍才被改了过来。法律声称未成年人是不允许放弃原国籍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肯接受这一点。我花了一大笔钱才把他们摆平。我在伦敦当了好多年庸庸碌碌的自由撰稿人，给老的《学术》[4]杂志写书评、散文等，也给《威斯敏斯特公报》[5]写综述和诗歌，杂七杂八的短文见于各处。“大战[6]”期间我于加拿大远征军第一师服役，之后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但是直至停火都还没有完成飞行训练。直到这时，我在写作方面显现的天赋都十分有限，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微乎其微的天赋，还要被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所拖累。我来加州的时候，只有一个精美的衣柜和一副公立学校的口音，赖以谋生的真本事却半点没有。我当时心里是瞧不起本地人的，而且很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多少还是如此。为了糊口，我可是过了一阵苦日子。我曾经在一个杏园工作，每天要干10个小时，一小时才挣20美分。我还在体育用品商店里穿过网球拍线，每周要干54小时的活儿，只能赚12块半。我自学了记账之后，收入才像个头儿蹿得飞快的红杉树一样猛增起来。我着实讨厌做生意，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在好几家独立石油公司中担任过主管或是负责人。大萧条的到来结束了我的公司职业生涯。那段日子里没人请得起我。开着汽车在太平洋海岸区来回晃荡的日子里，我开始读通俗文学杂志，因为这些杂志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