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诗人唐托马斯・德・拉斯・托雷斯在他所著的《爱情诗》的序言中写道：“作家的寓意很纯净，就作者个人而言，并不是指书的寓意。”我们假定唐托马斯由于下此断言现正处在炼狱中，那么从诗的公正角度讲，让他在《爱情诗》出版或由于缺乏读者而永远躺在书架上之前，一直呆在那里，这也是较为聪明之举。每一篇小说都应该有所寓意；而且，评论家们也已发现，每篇小说都有寓意。菲利浦・梅兰希顿[1]在前些时候写了一篇评论《蛙鼠之战》的文章，证实诗人写诗的目的就是蛊惑人心以煽动暴乱。皮埃尔・拉・塞内甚至走得更远，说诗人的用意在于建议年轻人节食、戒酒。雅各布・雨果也就是这样彻底搞清楚，荷马是以欧厄诺斯[2]来影射约翰・加尔文[3]；以安提诺俄斯[4]暗讽马丁・路德[5]；食忘忧果的民族[6]一般暗贬新教徒；哈耳皮埃[7]则讥讽荷兰人。后来，一些评论家同样敏锐地揭示出《太古之人》、《波瓦旦人》等书的寓意；《科克-鲁宾》的新见解和《跳吧，拇指》的先验论。简而言之，就是说不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构思，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写东西。对作家来说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例如一个小说家，他没有必要在乎小说的寓意。在某些方面，寓意和批评家都可以各得其所。时机成熟时，先生们所想表达的和不想表达的，都会与他可能表达的一切及需清楚交代的其他东西一起在《日规》或《新英格兰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最后一切都会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展现出来。

因此，某些无知的人对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从未写过有寓意的故事，或者说从未渲染过我的寓意——这是秘密。不久以后，《北美季聊》的出版会使他们为自己的愚昧而羞愧难当。同时，为了延缓我的死刑——为了减轻对我的控诉——我附带加进了悲惨的历史——寓意显而易见的历史，读者可以在构成故事名称的大都市里阅读。我这样安排应该受到称赞——比拉封丹[8]和其他人要高明得多，他到最后才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在故事的末尾才偷偷地将寓意塞了进去。

“执行有偏私无法施加影响”，这是十二桌会议定的法律，“除非有用之才，死去毫不足惜”是一条绝妙的禁令——即使我们谈论的死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此，谩骂我逝去的朋友托比・达米特并不是我的主意。他是一条悲哀的狗，这是真的，他只是像一条狗一样死了；但他不必为他的恶习而自责。他的恶习是从娘胎中带来的，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拼命抽打过他——这是她应尽的职责，尽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