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一个带法国口音、将大舌音发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会如此迷人。更何况，他多此一举地像罗杰·瓦迪姆那样戴着黑色玳瑁眼镜，一张五十年代索邦大学学生的脸，一缕头发遮住额头，正好配上翻领毛衣，照片上的他吹着小号，人如其文，难怪会给当时思想自由、想象力丰富的读者们造成精神毒害。没有哪个女孩读完《跳房子》后不去梦想成为玛伽。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回来吧，胡利奥，有什么难的！”科塔萨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像陌生人那样在埃塞萨机场瞎逛，没有人接他。他从来没有被任何阿根廷政府承认过，接受过。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勒莫区，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广场，从那儿延伸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街，不远处，是一堵黑暗中杀害易装癖的行刑墙。

他也有过其他恋情。立陶宛人乌格涅·卡维丽丝逼他和奥罗拉离婚，并对他进行政治启蒙。从此，另一个科塔萨尔诞生了：从象牙塔坠落到地面，介入到失败的事业中，在宣言上签字，主持反对魏地拉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委员会，热爱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主义。这种斗争态度和他的先锋派美学思想令左派读者欣喜若狂，也让他与一些意识形态至上的拉美老朋友、老同行们渐行渐远。后来，他对卡洛尔·邓洛普的恋情又让他踏上别的路，其中一条带他们前往另一个世界。卡洛尔因白血病，先行一步。两年后，科塔萨尔同患此病，步其后尘，随她而去。他一天天地衰老，没蓄胡子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孩子般的容貌，腿依然还是那么的长。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科塔萨尔在萨拉扎尔医院去世。当时，加利西亚人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已经回到他身旁，在病床边打地铺，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科塔萨尔与卡洛尔合葬于蒙帕纳斯墓地。崇拜者们去看他，总会在墓碑的祥云上放一杯葡萄酒和一张儿童街头游戏跳房子的图案，以示祭奠。没有奖项，没有勋章，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庄重着装，他只带上了读者的热情，去了另一个世界。因为科塔萨尔，我们爱上了巴黎的自由、爱上了一些爱、一些人和一些秘密地点——详细单子一分钟就能列出——也爱上了所有骑自行车、车筐里放一根长棍面包和一本书的姑娘，也许她们就是玛伽。

（本文原载西班牙《国家报》200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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