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成书是《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解释一家之注的书，便是疏。

比如解释《左传》的书便称为疏，如《春秋左传正义》等。

众人本以为方运只是研究《论语》及其相关的注疏有成，根本没想到方运已经开始动笔，就算动笔，也觉得方运最多是作疏，可听衣知世的意思，方运有可能直接给《论语》作注。

为《论语》作注的本质，就是解释孔圣的言行，是自成一家之言！是践行儒家圣道！

不要说那些普通大儒，就算是历代经学大师，就算是众圣，也不敢在二十出头的时候这么做！

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天赋问题，而是积累不足。

无论是学问积累，人生经验积累，还是眼界的积累，都是需要时间一步一步来，即便是周文王或孔圣，那也是到晚年获得足够的积累后，才能一鸣惊人，从而封圣。

方运凭什么？

宗文雄神色僵硬，缓缓道：“《中庸》中，子思子有三知三行之说。首知为‘生而知之’，次知为‘学而知之’，末知为‘困而知之’。三行便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和‘勉强而行之’。孔圣自己说过自己达不到生而知之的境界，也不过是学而知之罢了。看来，方虚圣怕是生而知之了。”

一众大儒竟然不知道如何反驳。

三知三行便是儒家评价人的体系之一。

生而知之乃是理想状态，是先天之圣，生下来什么都知道。但是，这种人从来不曾出现，孔子之所以说这是最高的层次，是为了激励学生，避免学生自满。

学而知之，便是孔圣对自己的评价，通过主动不懈的努力而学有所成，成就智慧，主动是学而知之的核心。

最后便是“困而知之”，遇到切身的困难，或者发现自己不足，不得不去学习，最后才知道，这便是较差的。

三行之中，安而行之，是为心安去做，引申之意便是顺从本心，不假于外物，自己主动去做，去践行。

利而行之，便是因为外在的诱惑诸如名利而去做，比安而行之稍差，但仍有主动的意图。

勉强而行之，是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去做，几乎是被迫的，主动意志极少。

但是，《中庸》做出论断，无论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困而知之，只要达到了“知”的境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还是勉强而行之，只要做到了，本质上也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