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我要重新考虑父亲在“独立自主”这个命题上对我灌输的观念。
我思忖着几条出路。给父母打电话?没门儿。给高中的闺蜜打电话?她也自顾不暇。如果说过去我营造了一个堡垒,一个“我”的堡垒。我有本事,我自力更生,我不求你们,任你是谁。但现在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了“我们”。
我想到了我的邻居。每次见到她,她都神采飞扬地在园子里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我和她还算不上朋友,但我兴许可以开口向她讨几个橙子,或者从她园子里翻进我园子的南瓜。
我盘算了几个小时,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些看起来可口的蔬菜弄到我的炉子上。我要装作不动声色、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哎呀,我倒想尝尝这种绿皮西葫芦,我们换吧?我拿药茶换你的蔬菜,好不好?”
到了最后,我哆哆嗦嗦地拿起电话,拨了她的号码。外面下着倾盆大雨。
“你好!”她接了电话。
“你好,艾娃……我是你的邻居珍娜。”
“哦,你好,亲爱的!你还好吧,宝宝呢?”
“我很好……哦,其实……呃,真的不太好。”我恨不得咽下这句话,但我好不容易说出了口。
“怎么了?”她问。
“怎么说呢……他得了肾功能衰竭,我原以为是疝气。”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真是个废物,我原本不打算告诉她实情的。
“哦,天呐,天可怜见。你没事吧,宝宝也没事吧?”
我这下脱口而出:“他会好起来的。医生在他膀胱上开了个口,接了根管子到他的小肚皮外面,好让他排尿。”尽管我怕说这句话,但话说出口,却暂缓了我的痛苦。
“哦,可怜的宝宝,”她说,“我能给你拿点什么过去么?”
“呃,”我低头瞧了眼塞奇,“好的,其实……我很饿。我还在哺乳,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她满口答应:“我一个小时后就过去。”
我羞得满脸通红,觉得胸口发紧,悬着的双手抖如筛糠。但放下了毫无意义的自恃,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悲伤和恐惧逐渐消退,我的眼前浮现出同情、食物和友谊,并且越来越近。
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一个显著特点——千万不要给人添麻烦。我小时候,玛丽亚奶奶经常要花一周的时间,为全教区的人一片片地烤面包。她不断地付出,不过是为了融入别人的生活。她用完了家里的面粉和鸡蛋,累得筋疲力尽,靠在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