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卫清廷的官军不过是一群废物。

曾国藩听到这个谣言，认为只要有湘军在，他就会被怀疑，于是毅然解散了湘军，但把有才干的将领都让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个拥有淮军的实力派，但比起曾国藩来，他是晚辈，那时还不至于被怀疑。

其后，李鸿章的淮军平定了捻军起义，身价越来越高。原来是私人军队的淮军被编入国家的正规军，但不用说，李鸿章色彩还是很浓厚。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在天津挥舞那么大的权势，就是因为有一支听从他指挥的军队。他的发言，总是以武力为背景的。

有些王公贵族和虽为高官却无武力背景的人们，都很妒忌他。如前所述，由于对西太后反感，随之对她所信任的李鸿章也抱有敌意。

李鸿章的政敌非常多。

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前一天——7月16日，在北京，皇帝的数名顾问——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成员，聚集一处，研究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有出席会议，他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摆在会议桌上。

帝党的李鸿藻和翁同龢当然是主战论者，但他们是少数派。而王公大臣是多数派，认为今年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无论如何也不要发生战争。避战论者占大多数，他们说：“我国同朝鲜的宗属关系，哪怕是名义上的，如能维持下去，其余的做一下让步也就算了。”

主战论者是李鸿章的政敌，而避战论者也以不负责任的口吻批评说：“李鸿章怎么把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搞得这么糟呢？”

“当日本提议共同承担朝鲜的内政改革时，李鸿章为什么拒绝了？那时若接受了日本的提议，今天就不至于把局势弄得这么僵！”

其实，假如那时接受了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那么，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管谁是当事者，无疑都要遭到众人的责难。

李鸿章对北京的会议情况做了估计，每个与会者的脸孔都在他头脑里盘旋，谁会说什么话，他也能想象得出。

事情在发展。

会议应当开，实际准备也必须做。李鸿章往伦敦发电报，因为运输军队需要船只，必须考虑买船的事。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太多了。

“是啊，不是速度快的船就来不及了。”

给伦敦公使的电报草稿上，李鸿章把要购进的船的速度也写上了——时速二十三四海里。

幕僚们不断地接到电报。

“朝鲜袁道来电。”幕僚把电文放在李鸿章的桌子上，并报告了发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