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首相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

“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作为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

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之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