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湖广、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而李鹤章是他的弟弟。

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他的学识被看中，担任了光绪帝的老师。他与光绪帝有这样的个人关系，自然就成为帝党的核心人物。

帝党的另一根台柱李鸿藻是比翁同龢早四年的进士。这一年本来不是会试之年，但开了一场恩科。李鸿藻曾担任同治帝的老师。

另外，还有一个甲午年（1894年）的状元——“壬午军乱”时作为吴长庆的幕僚去过朝鲜，与袁世凯也有厚谊的张謇。虽然他四十二岁才考中进士，出头较晚，但成绩卓著，很快就当上翰林院编修。他加入翁同龢派，甲午战争之前充当帝党的参谋。

张謇曾去过朝鲜，因此被认为是朝鲜通，帝党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在朝鲜问题上，他一贯是强硬派。

皇帝被强硬派所包围，而且正当年轻气盛之时，所以一开始就倾向于主战论。

西太后属于软弱派，这并不是因为她掌握了现实情况，而是想把自己的六十寿诞过得平安些，她赞成李鸿章动员列强出面干涉日本的方针。

不战而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是再好不过的。但是，李鸿章这个人偏偏放着最有效力的英国不用，而期待俄国的干涉，岂非天大的失策！

日本的外交方针是依靠英国，如果英国方面加强压力，那么，日本或许能改变政策。就连主战派的急先锋陆奥外相也反对以英国所承认的宗主权问题为开战的借口。

可惜，对于这一情况，清政府的中枢机构却不曾察觉，很可能是情报渠道在某处堵塞了。

据《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帝命令李鸿章调查军备情况，是在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阳历7月2日）。李鸿章复奏：“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仅八艘，须支出军费二百万两，及至三百万两。”

光绪帝接到奏折，不禁大怒。

“你长年监督海军，前次报告海军演习情况，不是说备战充分吗？而今说什么堪备实战的只有八艘，是何居心？你究竟练了多少兵？”

光绪帝的谕旨是严厉的斥责。同一天，皇帝给刘铭传发电报，命他上京参谒。

刘铭传是李鸿章的直系人物，因镇压捻军有功，被任命为台湾巡抚，去搞台湾的近代化。中国铺设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在台湾，从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这时已经完成了。

光绪帝起用这样有实务能力的人物，为非常时期做准备。当然，这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