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费力”。徐启明在武昌参加了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继续深造。“1912年我进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教官程度很高，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很高。一般学生对数理科有点吃不消。我们要学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大化学、物理等，同学中应付不来而发狂者有四五人之多。全校论文比赛第一名是个浙江同学，因数理学科不好，发神经跳水自杀”。“学校管理严格，考核严格，教育长康宗仁想出一种考试办法，学生编号入座，卷子密封而且邻座卷子不同，不能依赖他人，一切要靠自己”。

这样的新式军事教育，为民国培养了一批军阀、战将和军事家。李宗仁评价说：“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可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基层学子的蓬勃生机就是这番新气象最生动的表现。

还有一批批中国年轻人漂洋过海，直接到外国学习军事。他们受到了比外国同学更多的磨难。比如在中国留学生密集的日本，日本人学习军事只要进军官学校就可以了。可是中国人去学，日本人就专门设置了预科学校（比如蒋介石上的振武学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要想进日本的军官学校学习，必须先经历预科学校的学习，平白无故比日本人多花两三年的时间成本。即便中国人入了军官学校，里边的民族、阶级和其他各种压迫依然存在。而中国留学生能够咬紧牙关完成军事学业，心中必定抱有一腔热血。

山东青年孙传芳留学东京士官学校，嫌军校生活清苦，星期天外出大吃大喝，一次醉酒误了晚点名。区队长冈村宁次怒气冲冲地赏了他两耳光，还抓住他的辫子，大叫猪尾巴。孙传芳猛地抓回辫子，死命拱向冈村宁次，把他顶了一个仰面朝天。冈村宁次不怒反喜：“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两人成了好朋友。

年轻人刻苦勤学、辛苦毕业后，往往发现单纯的军事救国并不能改变中国贫弱的现实。“军事救国”只是一种探索方案。事实上，军事离不开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在其他大方面弊端顽固，没有改善的情况下，纯粹的军事救国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连新式陆军离开了社会基础也恶化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当年的军校学生，步入民国后，多少掌握了军权，成了军阀候选人。虽然进入了民国，但中国社会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旧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了，但是新的王朝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如何树立，没有人能够提出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