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近年来也确实感动了无数人。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佘女士和佘家为袁大将军守墓的故事在北京城几乎家喻户晓，仅我从网上搜索的条目已达几千条——尽管我为佘女士做第一次访谈时这个故事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广为流传。但与此同时，各种质疑、反对的声浪也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高，很多人提出，为袁大将军守墓十七代，这究竟是一件确凿的真事，还是仅仅是一个传奇？佘家后人并不仅仅佘女士一位，其他人为什么无声无息？更有甚者，对佘女士究竟是否真的是佘家的后代，也提出了怀疑。</i>
<i>我为佘女士做过第一次访谈之后，陷入其中已是身不由己，何况这件事已经触及口述史学科的“软肋”，即口述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正因为任何史料也不可能绝对真实，“校勘”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口述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套功夫也应该同样适用。</i>
<i>我采用的方法无非还是那几个，一个是用文献来与口述互相参证。王国维早就提出过“二重证据法”，讲的是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的互证，口述与文献不也同样是二重证据么。再者，是取旁证，即寻找其他与此事相关者，听取他们的叙述和看法。还有一个，就是对被访者做深度访谈，并把几次访谈的说法进行前后对比。这三种，我都试了。出于种种考虑，我无法公开所有的访谈记录，所以这组口述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我对佘女士的第一次访谈，以及对与此事相关的张先生所做访谈的记录；第二部分是我将所做的访谈与文献互校之后撰写的、对有关史事的几点考证，属于我的考据癖发作，因其枯燥无味，尽可翻过去不看。我强调的是，这组访谈的重点，既不在于对袁崇焕的评价，也不在于对佘家守墓一事的褒贬，而在于我探究“守墓十七代”故事的一个过程，也是我通过这一探究，对口述史研究方法做的一种探讨。坦率地说，这种探究比起这个故事本身，更能引发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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