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在人们看来是可以复制到对外战争中去的。他们对曾国藩的“驱洋”、“灭鬼”寄予了厚望。天津街头巷尾就到处传言，说皇上调曾国藩前来是为了驱赶洋人的。为此，曾国藩不得不贴出告示，表白自己此行只是“奉命查办”，绝对“不开兵端”。他希望能够“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舆论对曾国藩现在的期望有多高，日后的失望就有多深。

清廷似乎对全民舆论一无不知，屈从法国公使的要求，决心牺牲天津知府、知县。曾国藩只好遵命，“奏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暗地里，他吩咐善待两位革员，又让幕僚给二人家里送去三千两银子，作为一时之需。

当时天津百姓团结一心，气势如虹。不少涉案百姓被捕入狱，城内外都视之为英雄，人人为之串供；没有被捕的涉案之犯，家家为之藏匿。曾国藩在抓捕凶手一事上，万分棘手。民间却已经将天津教案根据英雄史诗般理解，画图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有人还将之编成戏曲演出，虽然很快被曾国藩查禁，但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曾国藩设立发审局，日夜悬赏线索、缉捕犯人、审犯求供。即便如此，案件审讯进展缓慢，就连从被审之人的口供都不能敲定。审案官员千方百计、严刑峻法，都不能让犯人供认一语，即便供认了，犯人也时供时翻。涉案百姓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勇于担当，纷纷说：“只要杀我便能了事，将我杀了便是，何必拷供。”又说：“官办此案是国家的事，我等虽死亦说不得，但不能令洋人来辱我。”曾国藩不能不为百姓们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所折服，可又苦于百姓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他感觉此案“节节棘手，愈办愈窘”。

北京衙门对曾国藩的劳累、苦楚视而不见，只看到案件迟迟不能了结，于是一日一函，预期越来越重，催促结案。“又要速，又要实，又要多，又要机密”，曾国藩的幕僚都认为朝廷“信笔豪言”，“何异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