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更是在考试前聘请八股高手押题、写文章，然后给子弟们开“辅导班”、“加强班”，专门背诵这些押题文章应考，竟然屡屡有得手考中的。

清朝名人王士禛说过一则沉重的笑话：有个后辈书生在读《史记》，本乡一位前辈进士过来问他：“你在读什么书？”书生说：“《史记》。”进士问：“谁写的？”书生回答：“司马迁。”“司马迁是哪年的进士啊？”“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没有功名。”进士不悦，说：“原来没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书来看看。”他拿过《史记》翻了几页，扔在一旁说：“此书与科举无益，看它做什么？”由此可想而知，八股取士选择的大多是死背少数几本书，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明清笔记留下了许多又呆又木、生活了无情趣、更无动手办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朱元璋争取平等和提拔实干人才的本意算是彻底落空了。

徐大椿的《道情》对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读书人，最不济。读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骗得富贵，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顾炎武曾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活埋的只有数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锢的是数百年读书人的智商和精神。

发展到最后，连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绪皇帝有一次亲阅进士考卷，发现大多数考卷雷同，毫无用处，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清稗类钞》）

除了八股文外，还有其他技术性规定与择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驰。比如清朝中期后规定科举文章的字数以七百字为限，不能超过；又比如科举考试阅卷的时候偏爱卷面整洁、笔迹工整的卷子，带动读书人花大力气去练习楷书和行文布局。清朝中期后历届高中者无不写一手工整规矩的楷书。尤其不应该的是，道光朝后对文字笔画吹毛求疵，一竖没写直、弯钩没提好等细枝末节都能成为落榜的理由。至此，考试沦落为书法游戏，与考生的思想见解无关了。

除了技术性规定外，权力因素逐渐攻占科举的方方面面，埋葬公正公平原则。

科举兴起，权力因素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实践中始终虎视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