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正好是三年。国泰自然是冤，被和珅给利用了；可放大了看，和珅何尝不冤？他也被乾隆给利用了，最后当成一个大反面典型被查办了，万贯不义之财最终进了皇帝的腰包。

于是，老百姓有理由相信，来自乾隆皇帝的周期性的反腐败行动，极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如前所述，腐败已经成为乾隆朝制度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每个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是绝对清廉的。皇帝可以随时以“反腐”的名义将官员惩办，并将此作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结果，官吏们对皇帝的反腐行为战战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讨好皇帝来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调的反腐行为惩治的通常都是没有多大权势的中低级官员，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已经失势的高官，也坐实了人们的猜测。和珅在乾隆、嘉庆父子时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人们将官府的许多反腐败行为也理解为内部的权力斗争。

只要公权力还能获利，腐败现象就不会绝迹；只要没有制约的君主专制体制还存在，大规模的腐败就不会消失。当反腐沦为权力工具，就没有真正的反腐败可言，腐败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政治体制乃至社会躯体中蔓延、恶化，侵蚀财富和世道人心。

很多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在专制政体下，腐败癌症是治不好的。《官场现形记》说有人揭露浙江官场弊端，慈禧太后挑选了一位老京官去做钦差大臣。她说：“某人当差谨慎，在京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捞回两个。”圣旨一下，这名京官忙向慈禧身边太监打听上头派他这个差使的真实意思，应该怎么查案。太监扑哧一声笑道：“查案有什么难办的？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这才是明鉴万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虽然不好办，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一来不辜负佛爷栽培你的这番恩典；二来落个好名声，省得背后人家咒骂；三来你自己也落得实惠。你如今也有了岁数了，少爷又多，上头有恩典给你，还不趁此捞回两个吗？”京官听了，马上心领神会。慈禧的态度可能代表了许多统治者对反腐败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人揭发就当不存在，并且将反腐败当成负责官员的“福利”。

“腐败福利说”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提出者是一代名臣苏绰。北周奠基者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