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十年间该海关关税收入共计一千零二十五万余两白银，年均一百零二点五万两[5]。难怪美国学者费正清说：“朝贡制度的奥妙，是它已成为通商的媒介这一事实。”

朝贡贸易还推动了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朝鲜、琉球、越南等朝廷体系内的藩属国，可以获得朝贡贸易的收益。非藩属国则通过广州、澳门等少数据点，和中国贸易。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陶瓷等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有极强的互补性，在各条航线、商路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16世纪末期，印度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二十万两。

在清朝以前，繁荣的传统商业和对外贸易已经使东南各省发育了不同层次的市场和商路。闽南商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而岭南的澳门、广州是公开的中外贸易区，周围的河口、岛屿及零丁洋上，延及南澳和潮、汕一带，走私贸易盛行。因为贸易的发展，从明朝中叶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给自足的塘鱼生产发展为了商品性的塘鱼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模式。这种三角洲低洼地开放的集约方式的出现，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养蚕植桑的极大发展。

在“丝绸之乡”江南地区，在明朝末期手工业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这一方面是贸易促进的成果，同时也为中转贸易奠定了基础。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国订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进行制作，以适应欧洲市场的需要。

福州在元朝时还是一座普通城市，实力、地位远远落后于同省的泉州。明清选它作为专门对琉球贸易的关口，福州迅速繁华起来。而泉州因为海禁，更因为没有被选定为朝贡贸易的接待地点，地位最终被福州超越。朝贡贸易的巨大利益是维系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也分享到了贸易利润，却人为忽视了经济因素对朝贡体系的重要作用，主要关注政治、思想内容。中国的史书极少记录朝贡贸易内容，忽视了或者说不愿意正视朝廷幌子下生机勃勃的贸易活动。因为对于中国朝廷来说，营造“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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