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生纠纷时，中国清醒过来，架设了电线。但一两年之后，又睡了过去。中法战争后，又醒过来，于是购进“镇远号”“定远号”。近几年来，太平无事，就又睡过去了。日本可以趁此时机追过中国。假如现在在朝鲜寻衅闹事，就等于把将要睡去的中国摇醒，促使它奋起。

可以说，关于中国，伊藤比黑田有更多的情报，分析也较为中肯。

清政府于1885年购进“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三舰，1887年购进“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四舰。中法和约签订在1885年6月，购进军舰，正当伊藤所说的觉醒期。1888年成立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任司令。中日甲午战争是在1894年打响。这期间，日本忙于扩充军备，而中国自买进英、德四舰以后，直到战争爆发的七年里，竟再未购入一艘军舰。

中国也有扩充舰队的预算，但这笔钱被西太后挪用去修造颐和园了。当然，准许挪用军事预算的大臣也有责任，不过，这毕竟只能说还处在昏睡状态。

在东京，日本首脑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要求，主要是：尊重朝鲜的自主权，不要给西洋诸国以可乘之机，朝鲜诸事统由中、日两国通力解决等。

前面已经多次提过，中国虽有宗主国的名义，但到19世纪中叶朝鲜开放为止，中国从不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充分自主地行使主权。

清初，朝鲜在冬至、元旦及万寿圣节（皇帝的生日），定期派出使者，称为冬至使、年贡使、迎历使。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合并为一使。此外，清朝皇室有庆吊诸事，朝鲜随时派出使臣。朝鲜王室即位时，要接受清廷册封，有吊唁事则向北京派出告讣使，这些关系只是一种“交往”，政治色彩极其淡薄。

1832年6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亚玛斯特号”到达朝鲜，要求贸易。朝鲜政府以“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从大清国意，除大清国外，不准同外国人交易”为由，予以拒绝。一有麻烦事，便以从属中国为借口，抵挡过去。

形式上的宗主权转向实质性权力，是朝鲜同外国的接触日趋频繁之后，由日本首先引起的。明治维新，应当说是日本民族活力的外溢。从上海买进英国棉布，运到朝鲜销售，这绝不是日本人个人的活力，而应视为民族的活力。

中国商人因此而受到刺激。他们想：日本商人贩运棉布的路线是上海—长崎—仁川，与其如此，不如从上海直接运往仁川，这样成本更低。中国商人打入朝鲜，必须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