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有听命而已。他心想：这个黄口小儿……

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拿出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政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政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之初，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臣井上馨为赴朝特命全权大使，同朝鲜政府开始交涉。朝鲜方面的全权代表为金宏集。

次年（1885年）1月9日，日、朝两国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朝鲜国修国书致日本国，表明谢意。

第二，为抚恤日本遇难者之遗族及受伤者，赔偿商民因抢掠所毁损之货物，由朝鲜国支付十一万元。

第三，查捕杀害矶林大尉之凶手，从重正刑。

第四，为新建日本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