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对西方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重大举措来影响中国社会。
虽然端纳很希望早日拯救中国，但陈文强的大话却让他很有顾虑，觉得对宪政的推进和实施，陈文强是过于乐观了。
“陈先生，宪政固然可以简而化之。但实施起来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便说英国，从大宪章到真正的宪政，可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从目前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民主习惯和意识等方面来看，要实现宪政，似乎并不象你说的那样容易。”
端纳虽对中国一往情深，但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菜他从不问津，只吃西餐。在中国他始终雇着个西厨，伴随他走南闯北。而且，他从不学中文，顽固地用英语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国人打交道。
陈文强完全听得懂端纳的英语。但他还是找了个临时翻译阿萱。尽管阿萱翻译得有些慢，甚至有些谬误，但陈文强宁愿重说，宁愿不断地给阿萱更正。
“是的。你的担心很有道理。要考虑到西方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如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等问题，强行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确实不可行。但推行宪政并不意味着各个方面、各项条件都完全具备，而是可以循序渐进，边实施边进行宪政启蒙，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陈文强伸出一根手指。强调道：“这第一步便是制定宪法并颁布天下，不完善没关系，各国宪法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增有改，不断调整的吗！”
“当然，宪法并不代表宪政，有了宪法，并不表明就必然会有制度化、具体化的宪法体制。并不排除一个国家的宪法答应给人民权利，却无法在现实中去寻找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开端，以法治国以真正的法律意识治理国家的逻辑力量是不可逆转的。”
端纳仔细品味，冠冕堂皇，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这些都是在书中能够找到的，尽管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是新鲜和独创。
“制定并颁布宪法，陈先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对吧？”端纳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停顿了一下，继续问道：“从目前看，大清国的官僚和民众从本质上似乎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便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您对此怎么看？”
“先进的、文明的，终归是要胜过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