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政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儿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嗯……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这是只有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的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儿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词，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趁此机会，时隔不久朝鲜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