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指出：“培育个体良知最重要的基地是家庭，而不是学校或者社会。”诚哉斯言。

华德福学校创办人鲁道夫?史代纳认为：我们不应该问一个人生活在现今社会应具备哪些知识和能力，而是要问，这个人内在的潜能是什么？什么在他身上可以被唤醒？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问题，在这本书里，统统有异曲同工的答案。对兴趣爱好的赞许、鼓励的神情和口吻，孩子的心灵感受被重视，孩童的各项潜能得到开发，天使之翼起飞，翱翔。

书中唯一的反例，写到小艾米的邻居大哥哥，被望子成龙的父母体罚，引发了小艾米的同体之悲。“夫妻两个经常打那孩子，有时用皮带抽，那孩子就发出凄厉的哭叫声。”这幅景象多么熟悉，不啻为中国式家教的典型版本，更是“窝里斗”的原始模型。“三个中国人一条虫”的成因，大约是许多人从幼儿年代开始，便已被植入内斗的“滤过性病毒”（柏杨先生语），在家中内外的打斗、斗争模式中长大，缺乏信任能力，既不自信，也不相信他人，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艾米一家老少过去劝打时，邻居大人却训他们：“早就看不来你们教育小孩的方式了，把个孩子像供祖宗一样地供着，告诉你们，棍棒底下出好人，不打不成才，娇儿不孝，娇狗爬上灶。我跟你量死了，你们那孩子长大了肯定不孝顺你们。”

这对夫妻所说的，虽然不是原声、也不是原创，但它至今仍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被广泛复制。领略了艾米如今的幸福生活，再想到邻居早年对艾米的“断言”，我直抒胸臆般地感到，柏杨先生真是位先知！他为这类中国病的诊断是：“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丑陋的中国人》）

处处以孩子的感受为中心，不为“君、臣、父、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的家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异类也是少数派。现实中，许多家庭的亲子关系不同程度的扭曲，甚至乖张，常见老少三代充斥各色暴力，概因“窝里斗”成为了家庭——社会最小细胞的基因。放胆想象一下，那位邻居哥哥如果“成才”了，他会不会把他的成才，归因为父母的棍棒教育？那么，他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将何以为继？对此，尼采有一句常常得到实例印证的名言：“双亲在性格和观点方面的未消解的不和谐音，会在孩子的心灵中继续奏鸣，并造成他的内心痛苦史。”（《父母的愚蠢和童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