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只要默默死在银槌的某个角落，“白盾”就极有可能以他为凶手而结案，绝不会祸及“海娜”。

甚至从人道的角度来说，与其让这位文弱的副教授未来一直生活在“我杀了人”的心理阴影里，连续不断地遭受折磨，不如死了干净。

就连薛副教授自己都一度以为，他不可能活着走出“海娜”。

但这些角度，统统不是宁灼的角度。

金·查理曼死了，是因为他就该死在这一天，还晚死了很多年。

而且，他并不是因为“杀害薛副教授的女儿”的罪名而死。

那凭什么受害人就要因为“让一个必死的强奸杀人犯拉斯金死得更惨”的罪名而去接受惩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当然，杀人仍然是杀人。

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金·查理曼还勉强算是个人类。

如果薛副教授自己承受不住下毒的愧疚感，回来之后，他寻死的机会明明有很多。

然而他依然是体面斯文，温和有礼，连头发都会整整齐齐地打理好，绝没有一丝要去死的意思。

毕竟他死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个能记住那个小姑娘笑容的人了。

当事人不愿死，宁灼不想杀，所以让他活下去，活得很好，才是宁灼的最优解。

所以，如果单飞白胆敢当着他的面说“薛副教授死了最好”，宁灼就把烟头摁在他的脑袋上，给他烧个戒疤。

单飞白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正面临着一场危机。

面对宁灼向他提出的问题，他答道：“我当然不会杀他。只是这样安排，太不稳妥了。”

他偏着头看宁灼：“我知道黑市有一种记忆仪器，原理是对人的额叶在不损伤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的震荡冲击——总之，用过之后，能让使用者忘掉很多东西。”

单飞白比划了一下：“比如杀人的罪恶感，犯案的细节，还有你、我……‘海娜’。”

“除了死人之外，失去记忆的人嘴巴是最严的。任何的试探、逼问和威胁都不会有作用——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犯人啊。”

他越分析越起劲：“正好，薛老师做过手术。术后因为麻醉剂质量低劣的原因，失去一段短期记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宁灼把抽到一半的烟递还给他：“如果‘白盾’对他用催眠呢？”

单飞白接过来，夹在指尖，小幅度抽了一口：“催眠也得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