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竭尽全力，甚至是卖儿鬻女去上交赋税，要是交不上，达鲁花赤（蒙族地方军政长官）就要把他们全部变卖为奴！

说起来，忽必烈在辖地内沿用了耶律楚材制定的统一的赋税制度：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家，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2.5升，下田2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

说实在话，这个税率非常轻，如商税三十分而一，而南宋根据商品的不同，征税比例为2%一3%不等，实际抽税率要高于10%，如徽、严二州贩运木材至临安，须抽取三分，即30%，这种商税是相当沉重的。

南宋朝税钱不断增多，私增税日益普遍，税目也日益苛细，商贾们遭到了层层剥削，处境艰难。

明朝后，税率稍有下降，同时朝廷有反利，即投资地方，民众得其惠，但商税比起元朝那边为多是事实。

本来元朝的赋税更有吸引力，但问题是，忽必烈不是按照土地数量征收田税，而是按照户口征收，如果每户有两个人，交纳的田税是两石，如果每户有两万人，交纳的田税还是两石。

这种征税方式，必然刺激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底层人民为了免税而给地主豪强做奴仆。

所以忽必烈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给底层人民送去福利，反而因为是蒙古皇帝，给他叠加了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双重buff。

同时，在执行收税的工作中，蒙古人横插一刀，一些汉人不法分子买通他们，与他们沆瀣一气，获得了逃税的权利，他们不交税，市场守法经营商户乃至于农户则要交纳大量的赋税，因此生活窘迫，被变卖为奴，流离失所的人众多。

更有甚者，为分汉人之权，忽必烈重用阿合马理财，这位老兄好的不学，学起了南朝的纸币，先是发行“中统钞”，再到“至元钞”（1264年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因军需需要，其发行量不断增加，却没有保证金（金属货币），以至于迅速贬值，原本每贯钞合铜钱六百文足钱，后降为每贯钞合铜钱二百文钱，每贯钞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朝廷以武力强推至元钞，送出去纸币，回收实物和金属钱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间怨声栽道。

相比之下，南朝孟之祥虽然也发行纸币，但他有实钱担保，纸币一直坚挺。

在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