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五年（1090），正在杭州任知州的苏轼向中央呈送了一份状奏。在奏疏中，苏轼恳请：“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赐详览，察臣所论西湖五不可废之状……别赐臣度牒五十道……更拨五十道价钱与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尽力毕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

乍一看，这不过是一份苏轼向朝廷申请资金修建西湖的普通状奏，但有趣的是，苏轼在状奏中并非明确地请求拨款多少贯钱，而是向朝廷再求“度牒五十道”——度牒明明是朝廷颁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苏轼怎么就不求钱款而求度牒？

南北朝时，政府首度为僧尼们颁发合法性的身份凭证，即度牒。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也没有诸如僧籍、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

至李唐时期，度牒制度得以保留。安史之乱后，被破坏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各地的经济，一些地方政府便动起了出售度牒的念头。因为拥有度牒的僧尼即可拥有免税权，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

不仅如此，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也有从事商业、手工业、占卜等事业的。

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的诡异说法。

谁都想当僧侣道士，获得减税的权利，而彼时严重赤字的财政又推动税收节节攀高，朝廷财政无法支持，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杨国忠献策，不用耗费正库之物便能筹钱。于是让御史崔众去河东收钱度僧尼道士。结果，很快就得钱百万。

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军兴用度不足”，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

到了宋朝，度牒在人们眼中或许已不能被视作一种身份凭证——将宋代的度牒视作一种官方发行的证券或许才更贴近现实，实际上就是硬通货。

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度牒的价格飙升至每道二百二十贯，待南宋中后期，度牒的单价更是一度达到了一千两百贯。

北宋元佑年间，在经济发达的杭州为官的苏轼面对的也正是上述的那些异化的度牒。因为已经习惯了通过发行度牒来筹措地方赈灾资金，元佑四年（1089）江南一带爆发水灾后，杭州知州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