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期判了下来，我心里反倒是踏实了。

很快我们就被转运走，具体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车开了一整天，天刚冒明的时候开始走的，到黑半夜才到；到了地方，明显感觉暖和了不少，这个时节北方还是寒冷的冬季，这里虽然也冷，但比老家里已经温暖了不少，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湖农场”，农场四周是半人高的围堰，远处还能看到在田里劳作的农民。

我们全部都剃成光头，齐刷刷的看上去像吊着的一个个葫芦，到了地方还发给了毛巾和脸盆，更让我意外的是，虽然在老家饿的找不见粮食，但在这里，坐着监牢一天三顿反倒是饿不着了。

就这样我在监狱里呆了十年，十年间不愁吃穿，不为生活劳心费力，我反倒比在在外面的时候胖了些；十年间迎来送往，来了一批又一批劳改犯，又走了一批又一批劳改犯，其中有几个人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在1968年前后，监舍里来了一个人，这个人30来岁的年纪，身材高大，模样长的也周正，脸上还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整个人看上去斯斯文文。

过了几天混熟了，大家就问他因为啥进来的，按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劳改犯，没有啥可隐瞒的，可不管大家如何问，他都咬死了闭口不言。

后来还是“万事通”老罗，打听到他的底细，说这个人姓潘，是个大学的老师，一肚子的墨水，但说起他干的事，却是禽兽不如。

姓潘的家在农村，六十年代初在老家的时候就已经娶妻生子；后来上了大学，又当了大学的老师，渐渐也就看不上农村的土老婆。

恰好一位女学生不仅人长的漂亮，还是某个领导的女儿，两个人不知怎么就勾搭在了一起，潘老师看看貌美如花的高干子弟，再回头看看自己磨盘似的农村土老婆，渐渐就迷了心窍。

回到家就想和农村的老婆打离婚，农村的老婆好不容易熬到男人发达了，说啥也不愿意离，潘老师再看看自己的三个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才一岁，中间还有个三岁的闺女，也就心软下来。

可回到学校，和貌美的女学生一亲一抱，什么礼义廉耻全都抛在了一边，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铁了心要把这婚离了。

回到家，男的为了离婚把好话歹话说尽，可女的认准一条道—就是不离，还听信了娘家妈出的好主意，把三个孩子搡给自己的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

女人走后，男的没法，只能又当爹又当妈的照看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