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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都出京，一直到汴州（杨广再次折腾废州改郡后，如今应该叫陈留郡）为止的路上，黄河两岸的景致人情还是颇为古风的，不过在转入通济渠时，已经可以看到黄河再往下游去的郡县乡村似乎比当初仁寿年间要凋敝了不少。听通济渠沿途巡哨的戍营交代，似乎陈留以东的濮阳郡、齐郡盗贼也比往年多了一些。

萧铣对此很是吃惊，他自问凭着他的努力，这些年至少已经节省了不少国力，虽然杨广的奢靡和急于求成并未改变，甚至还让各项工程工期比历史同期提前了一年多，但是在修运河的资源耗费方面节约了这么多，应该不至于有动乱之虞才对。

在陈留停了两日，细细查访了一番民情，才知道还是因为租庸调法没法好好试点下去导致的——租庸调法的核心，便是允许劳力富余、但钱粮穷困的百姓想多服役换免税挣口粮便多服役；如果是家里钱粮富足一些、但是劳动力不足的，则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法子的本意，当初是让有钱和有闲的百姓可以调济需求，降低朝廷征役征税的扰民程度。然而，到了山东、河北等地，却颇难实施。

原因无他，就因为山东河北都是当年北齐故地。北齐虽然灭国比南陈和西梁还要早那么七八年，如今已经算是形式上统一了二十多年了，然而却始终是治安上最不太平的一块地方。如果非要把大隋天下的各个区块划分一下经济发展水平，把灭各国后占领的地盘，以及大隋本来固有的关中、蜀地等加上，或许山东河北算是其中相对最穷困的地方。这里的百姓，基本上没有家里剩下钱粮的，只有一身气力。

大业元年，修通济渠的时候，杨广在济阴郡和东平郡等沿河数郡试行过一年的租庸调法，但是到了下头，发现想多征一倍税收以换取免役时，根本没那么多百姓愿意这么干，最后只好强行摊派，反而成了扰民。再加上因为有些反弹，地方上奏之后杨广大笔一挥又让政令有些反复，结果事情便更加不可为了——比如某些州一开始被允许试行租庸调法，朝廷敕命都下去了，后来发现全县全郡农户都是赤贫，要钱粮没有要力气一身，朝廷只好又改。但是这一改，最后却没多少命令下到基层，各层贪官酷吏利用上下信息不对称截留朝廷第二道诏令的遍地都是，最后成了贪官酷吏们强行摊派免役钱粮中饱私囊的盛宴。

如果理解这种画面想象力方面有困难的话，便可以看看后来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强推《免役法》、以多交钱免劳役时，地方上那一派趁机搜刮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