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北洋军中的军官和士兵便产生了对立，军官想借兵要挟，士兵则并不希望走到最后一步，而北洋军官向士兵的解释又得不到信服，群情汹汹，竟有兵变之势。

本来兵变可以作为要挟上级的手段，且袁世凯也用过，但他却知道此时绝对不行。

袁世凯知道临时政府之所以委他国防部长的要职，就是因为他对北洋军的掌控。如果发生兵变，不仅使他的威望在国人心中大打折扣，也意味着他对北洋军失去控制，那他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袁世凯一面频发电报，软硬兼施地要北洋军将领服从大局，不可轻举妄动；一面调回段祺瑞。命令他前往各部督促服从。

但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兵变竟然是在北京爆发。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这沉重的打击，竟然是他的儿子袁克定策划指使，实在是坑爹之至。

据《时报》所载：晚八时，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军饷未发，遂尔哗溃。又闻枪声甚急。火光再起，变兵大肆抢掠，以东四牌楼一带为……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枪声渐少……

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兵变，结果是商民遭抢劫者千余家，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亦遭劫掠，损失惨重。

到了第二天早上，蒙在鼓里的袁世凯见到儿子袁克定。连连叹息：“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却没想到，袁克定正是坑爹的罪魁祸首。而袁克定心里还暗自得意，觉得此举必可抬高乃父身价，并能要挟临时政府，争得更好的条件。

但事实无情地给了袁克定接连的打击，北京兵变不仅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倒给袁世凯惹来了更大、更多的麻烦。

各家报纸陆续刊登有关消息，国内的《大陆报》称“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时报》指出“兵变蔓延，袁世凯之咎无可辞矣”；莫理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写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也参加了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希望，但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顺天时报》曾描述道：“今日寄寓京师之官绅商民，虽饮食起居间。无不抱有恐慌不安之念，是身在京邸中，而心在惶惧中也。试与商贾谈市面情况，皆以金融滞塞，商业萧条，大有联袂歇业之势。试与官吏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