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之光明。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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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既是陈文强的发家之地，也算是他最有把握光复的地区。

商团武装便是由上海开始组建，且安插了很多复兴会和兴义堂成员。再加上革命阵线中其他革命团体的人员，商团的控制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上海的巡警，也被陈文强渗透得很厉害，且若论打仗，这些巡警根本就不行，既无法倚仗，也称不上什么阻碍。

至于沪军。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陈文强也没太放在眼里。

上海关道、江南制造局、大清银行都在上海，可谓是有饷有军火。陈文强是非拿下不可。如果商团武装力量不够，他还有备用方案，从广州用船运来一千多精兵强将，这也不算是太过困难。

而就陈文强的判断，拿下上海可能并不需要苦战恶战，且上海华洋杂处。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一旦光复，对清廷的打击和震动则非同小可。

当然，宪政派的支持和参与，不仅对光复上海很重要，对整个革命发动的成功也相当关键。陈文强可以利用自己在宪政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以说服和引导，但时机却要把握好。而且，最好清廷犯个令宪政派失望着的大错，或者革命的发动取得一个首先的胜利，才更有利于宪政派的倒戈与合作。

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