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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铭之死，所带给清廷的震动，在另一方面却加速了立宪的步伐。▲∴▲∴，

因为清廷突然意识到传统的笼络士子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人心已散，大势将去。

堂堂的四品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这样的品级和职务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清廷的挫败感是可以想见的。显然，清廷已经失去了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对此，新疆巡抚联魁十分忧虑地说道：“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见。”

这种忧虑，反映到决策层面上，则成了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用来和朝廷就宪政问题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袁世凯即上折，要求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国，专门调查研究宪法；随后，两江总督端方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迅速颁布宪法，使国民之心“皆归于宪政之一途”；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则把吴樾当年谋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警劝清廷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连对立宪消极敷衍的张之洞，也态度大变，积极起来。他在奏折中表示“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又言“只须速行立宪，乱党风潮自然平息”。

革命成为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这听起来有些诡异，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后十年，“宪政”与“革命”之间的同步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显然，暗杀事件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进程。宪政会提出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被宪政审查馆顺利审核通过，清廷下旨颁布，各省马上开始筹备谘议局。一九零八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

由此，各省地方都开始筹办地方自治事务，如城镇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事。各设自治公所作为办事之地。其中，议事会议员和董事均由选举产生，经费出自地方，地方行政官负有监督之责。

地方自治和咨议局的筹备，意味着权力的分薄。不管清廷怎么想，宪政派将会势力大张是眼见的事实。特别是地方官府，将不得不让出部分权力，甚至将受到咨议局议员的监督。

宪政派欢欣鼓舞，积极准备，政治参与热情持续升温，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不会以做政府的驯服的咨询机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