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是，狙击手sniper这一名称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军中出现，意指从隐蔽工事射击的人，后来人们常常把经过专门训练，掌握精确射击、伪装和侦察技能的射手称为狙击手。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狙击”或“狙击手”这样名词的准确定义，除了陈文强外，在张景良等人的口中，也就成了冷枪刺杀或暗杀。

“军心似乎有所浮动。”张景良抬头看着杨开甲，不太确定地说道：“是气候环境不适应，还是乱党的宣传起了作用？”

杨开甲沉吟了一下，模棱两可地说道：“两者或许都有吧？反正，我也是不想埋骨异乡。”

虽然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都建立较早，似乎可以成为南北新军的样板。尽管两者之间有共同点，但还是存有很大差异的。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

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针对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

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再从对军队的控制来看，则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所以。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反观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所以，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

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