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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到底是丑恶的，还是善良的，这个从古代讨论到今天，都没有结果。如果人性本来之初都是丑恶的，那么世界上是不是都没有善良了？

陈文强曾冥思苦想寻得了自己的答案：如果道德在可以约束的情况下，道德是强大的，可以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但社会如果陷入混乱状态，约束大家的社会道德不复存在时，人性中的丑恶面就会无情的暴露出来。生活中的不满，妒忌、贪婪、暴戾，在这个时候就象放大镜一样被乘以倍数的放大，被无限制地释放出来，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无所谓善良，那只是相对的，只是未被煽动，未被激发出来的状态。人人心中都有野兽，而每次动乱则给了人们释放人性中丑恶、残忍、野蛮的机会。

虽然陈文强亲自坐镇，用铁腕压制义军中的宵小之徒，用杀戮维持着所占城镇的社会秩序。但他看到了很多，亲眼所见令他对革命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放纵有了很深的警惧，对梁启超的担心也相当钦佩。

梁启超在《开明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明确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

而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

反观同盟会中革命党的论点，则显得过于想当然。他们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在对内方面，他们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而纵观历史，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而外蒙古终究是真了（虽然最初是假、真附俄），、新疆也几几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