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就弄走了二十多万。

改良与革命，是当时中国前途的两大选择，均属“风险投资”性质。但“保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又是投资地产酒楼，又是办书局报刊，圈到了不少钱，甚至康有为还能“娶日本老婆，炒墨西哥地皮，做加拿大股票”，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公款私图生意”。

而“革命公司”虽然成功实现了“收购合并”，在财政上却是举步维艰，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捞钱天才相比，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才非得在理论和气势上先压住保皇会，为的也是日后的筹资发展。

钱哪，革命党人也要吃饭，更要买武器起义暴动，充满铜臭却又难以逃避。同盟会不象复兴会，有陈文强的工商业在背后支持。就只能走海外筹资这条路，与保皇会的竞争不可避免。

同盟会如此，连机关刊物《民报》的维持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对普通会员的资助和照顾了。

要吃饭，要住宿，革命的激情解决不了这最实际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正摆在回到国内的几个留学生面前。

因为《取缔留学生规程》的事件，留学生们闹腾了一阵，便再也无人理会了。这情景让秋瑾失望之极，她认为中国人办事总是虎头蛇尾，从此反出同盟会，不与留学生共事。

女侠秋瑾，与同学姚洪业等人回国，他们取路上海，本打算在上海办一所学校，可资金不足。时日一多，连生活都成问题，不得不先谋生路，再求革命大业了。

“……当我八岁时，我父母把我卖给了一个地主。我苦干十年，分文未得，所取食物，仅可果腹……”姚洪业无聊地停下来，读着乞丐的告地状。

一个接一个的告地状，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那广告式的词句让人觉得他确实倒霉，而那些悲惨的事许多人一辈子也许都碰不上几件。他又走了几步，看着另一个悲惨的故事。

“乍到上海，老天开恩，有一好人娶我为妻。可是不久后我夫为匪盗所害，我一文不名，丝厂和棉纺厂更嫌我身体瘦弱而将我拒之门外。我只好流落街头，忍饥挨饿……”一个憔悴不堪的妇女坐在地状旁，无精打采地低着头。

一个洋鬼子扔下几个铜板，这让姚洪业有些无地自容，赶紧避开了那妇女抬头注视的目光。

洋鬼子向前走，看着另一个地状，这人的叙述方法与其他人不同，状子的末尾写了一句既愤世嫉俗又乐天达观的格言：“多难之时的贫穷是那些有钱人买不到的。”

姚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