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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

“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

庚子以后，巨大的赔款和外债压力，已使民众对于经济负担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肿和失效的官僚体系更是难以承担改革重负。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将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关头才进行改革，社会根本无力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更改民怨越大，分崩离析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看到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陈文强并不认为推翻满清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在东京正筹备成立的同盟会也持保留意见。

古谚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各路秀才人等所组成的“同盟会”正应了这条谚语。秀才们虽满怀改造国家的理想和热忱，但这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手里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尽管他们企图从自己所掌握的现代社会理论和科学技术中寻求力量倍增器，但将要提出的纲领却并不让陈文强钦服。

排满，依旧是排满。尽管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而“平均地权”代表的是脱离了国内土地利益的海外华侨之呼声，但对于革命党的大多数出身于国内地主阶层的成员来说，却是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分歧，不可调和。最后的分裂，事物的发展规律似乎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再说，从陈文强接到的上海转来的东京支部的电报中，这个正在筹备的同盟会愈发让他感觉怪异。

看吧，革命的思路。源自美国的民主样本；革命的榜样，是日本的维新成就；革命活动的会场，是日本民间侵华组织黑龙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