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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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