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一遍又一遍，年仅31岁的他已经秃顶了。可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也许是一种缘分，书稿几经辗转，来到了我的手中。读后，我觉得虽然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但很有基础，整个构架基本顺畅成型，更难得的是该书稿很有特色，反映的生活也很厚实。好比一个毛坯房，正等待完善和装修一样。我把意见向社长作了汇报，并极力推荐。社长同意后，我即首赴桂林当起了“装修工”。

第一次见面，我的信心更足了。倒不是因为他能说会道，也不是因为他有一顶小小的官帽——临桂税务局长，而是他的经历。他接待我时，备了一个小小的火锅，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谈心：摆家常、叙往事，自然更多的是谈作品。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否定某一细节时，他马上给换上另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个掏不尽的“百宝囊”。他也很有主见，绝不盲从。你说得服他时，他乐于接受；说不服他时，他也不会妥协。编者对作者设计的某些内涵不一定能够完全领会，此时，我也会被他说服。原来，他曾是阳朔一个匪患严重地区的区长，曾亲自率队到山沟里剿匪，不慎被匪首击伤了腰部和腿部，以致留下了残疾。小说处处都印记着他的身影，实际上是写自己所经历的身边的事，脑中自然拥有一个生活的海洋，何愁不能把书稿改好呢！

这次炉边促膝，不但增加了信心，而且增加了同情心。作者孩子多，家境比较困难，仍执着于要把书写好，虽然屡经挫折，仍不屈不挠，经济的拮据，病体的折磨，旁人抛来“不务正业”的讥讽，都没有使他放下手中的笔。即使影响他的仕途，也在所不惜。敬佩和同情，让我的肩上增加了沉重感。

此后，我曾二赴桂林，仍然是炉边漫话。受到全权的委托，在他再次修改后，我开始深加工的装修工程。打出校样后，再征求他的意见，他才给了我开头的那封信。

后来，《山村复仇记》还遭遇了一次大“难”。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它被打成“大毒草”，作者被批斗，还声言要揪出隐藏在出版界的黑手。过了这一大“难”，《山村复仇记》终于大放异彩。“文革”结束不久，出版社一位编辑找到了我，拟请我修订此书再版，并把两集合为一部。当时我已调离了出版社，但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再版于1980年出版，共发行了十八万五千余册。《山村复仇记》自此重新在全国新华书店畅销，并已编成电视剧在全国播出，成为广西一本带有标志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