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暴动，在朝鲜被称作“民乱”。

村民遇到差役蛮不讲理时，便一起涌向郡厅去告状。这时需要有呈状。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人叫“状头”。这样的民乱，大都在郡里处理解决，几乎没有横向联系。因为是直接告状，提出来的都是些具体事项，一般只限于当地的问题。就是说，是地面上生出来的菜，触及不到根上。

这里用了“蛮不讲理”一词，按说并不严重。在当时的朝鲜，官吏搞些歪门邪道，以肥私囊，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完全没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官吏，怕是难以找到。如果仅是一般的勒索，只当是应该如此，人们也就容忍不究了。至于说到蛮不讲理，那就是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朝鲜八道中，西南部的全罗道土地肥沃，素有谷仓之称。李朝政府任用官员，是门阀主义，所以，权贵出身的人就能当这里的长官。肥沃地方的长官比其他地方收入多得多。所谓收入，当然不是指从政府领来的薪金，而是从当地勒索的钱财。不论手腕多么高明，没有油水的地方是榨不出油水来的。因此，在全罗道，多次爆发民乱或接近爆发状态。

全罗道的长官——观察使，名叫李耕植。直接敲诈人民的，是比他再低些的下级官吏，比如道下面的郡守等。他们多是豪门出身，依仗权势，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即使发生民乱，只要同汉城宫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就不怕获罪丢官。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勒索，庶民阶层怎能受得了。虽然在全罗道接连不断地发生民乱，但都是孤立的，缺乏横向联系。1893年末，全罗道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相继发生起义。

古阜郡的民乱，是集中了很多矛盾才发生的。

首先，再次征收“量余不足米”，激怒了农民。农民用收获的米谷支付租税。官员征税时，兵卒排列两旁，巧立“鼠缩”“干缩”等名目，比规定多收米谷。所谓“鼠缩”，是指征收后被老鼠损耗；所谓“干缩”，是指干燥后重量损耗。把这些损耗估算征收，每石要多征四至五斗，即使算上鼠害和干燥的损耗，也绝对不至于四五成之多，显然这是官吏们从中揩油勒索。运出时当地差役要克扣，运输中押运兵丁要揩油，入库时库吏也要抽头。他们用削尖了的竹筒插进米袋里，简便地捞取外快。这些小来小去的勒索还是下级差役们干的，至于上层官员，那就要干大一点儿的了。他们成袋成袋地拿走，因此，入到官库里的米谷大量缺数。尽管已经多征收了四五成，仍然要比规定的数量短缺，这就叫“量余不足米”。

古阜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