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惩之师”，日本曾多次以这种名义动员军队。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湾出兵，就声称不是要和清廷交战，而是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日本人的土著兴师问罪。公开为对外战争进行动员，“壬午之变”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陆军相山县有朋向东京及熊本两地的镇台发出动员令，命令他们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并指令其他镇台待命。海军命令“日进号”“天城号”“金刚号”三舰火速驶赴朝鲜，“磐城号”已盘驻在朝鲜海面。这支舰队的司令官由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仁礼少将担任。陆军由西部监军部长高岛少将指挥，冈本大佐任参谋长，已经回国的花房公使又与高岛少将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号”重返朝鲜。“明治号”到达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时，“金刚号”三天前在这里抛了锚。

8月20日袁世凯随丁汝昌勘察登陆地点时，花房公使已经走进汉城的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国书谢罪；严惩罪犯；抚恤被害者家属，弥补损失；赔偿出兵费；为保护公使馆，日本有权驻兵；扩大开港地方的权益；放宽旅行限制。这就是后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

“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

“迟了一步啊！”袁世凯说道。

他指的是日本动作迅速，而清军落后了一步，但从他的语气中却听不出惋惜之意。

倘若我说出这句话，语气一定会更加悲愤激昂，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无动于衷。迟钝，还是沉着？莫非是有教养？丁汝昌暗想。

“就因为中堂不在啊！”说完，丁汝昌回过头来。袁世凯正眯缝着眼睛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