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把他的忍耐和务实，移植到了对外交涉中。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看着西方列强裹挟着坚船利炮和现代外交体制汹涌而来，曾国藩常常“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

残酷的事实让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了，没有实力与西方争取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实力去废除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既然如此，曾国藩就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保持和局。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信）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对于弱者，不要轻易挑战强者，不然挑战不成反而再取其辱。我们与其盲动，招惹更大的打击和屈辱，不如遵守现行外交制度，利用新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信奉的“信”。

但是，曾国藩的思想超前了。沉浸在强烈民族情绪中的同胞们理解不了。

“信”，在时人看来是妥协、是退让，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即便是主流知识界也不认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绝大多数人把对现实的排斥表现为对外国的仇恨，认为一切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一切西方外交制度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盲目排外。对列强愤怒的声讨、对外交不切实际的构想常常赢得一片喝彩，而大讲“诚信”、“恪守和局”的曾国藩自然就不为多数人所认同。

但是，曾国藩不是投降派，他所说的“信”不是一味地退让，不是永远地遵守强者的逻辑，而更像是韬光养晦。他说：“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的确，一国的国际地位不在于装模作样，不在于华丽的口号或强硬的声明，而在于自立自强。曾国藩希望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埋头发展，卧薪尝胆，以待来日。他之前低调地兴办洋务、引进火器、派遣留学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可惜，在朝野大多数人眼中，曾国藩的唯一缺点恰恰就是他的“恪守和局”、“媚事外夷”。

接到朝廷的急令，声望正隆、有“天下第一督”美誉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九岁了，健康情况极为糟糕。他右眼失明，肝病加重，经常出现眩晕乃至昏厥。1870年4月19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坦言：“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