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做法。但不在位的士绅阶层，则“不谋其政”，一心维护既有的社会结构和自身特权，或隐身幕后怂恿、或走到前台鼓动百姓反洋排教。他们喊起民族主义口号来，比基层民众更漂亮、更响亮。

于是，我们看到自从《北京条约》赋予列强“自由传教权”后，教案在大江南北层出不穷。从1860—1899年的四十年间，仅控诸官府而有文献可寻的教案就有二百起以上[1]。其中最著名、对中外双方伤害最大、在中国被长期当作“爱国主义教材”的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夏天，天津城内发生了多起拐匪用迷药诱拐小孩事件。

这原本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官府无暇侦破，事主和乡绅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捉拿人贩子。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很快就落网了。在愤怒民众的严刑拷问之下，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为法国天主教堂的王三所提供[2]。于是，群情愤怒，人们将怒火转移到了天主教堂身上。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法国天主教堂就是所有迷拐案件的幕后真凶。天主教堂办有育婴堂，收容了不少无家可归或者病重的中国孩子。可人们只看到孩子进去，没看到孩子出来，也很少看到教堂中孩子们欢蹦乱跳的情景。相反，有人看到教堂里有许多玻璃瓶子，里面装着各种器官，其中有的酷似人的眼睛。当年夏天，疫病伴随着酷暑侵入天津城，基督教育婴堂收留的儿童大多是遭遗弃的病孩，死亡者自然多于往常。人们看到教堂后面突然出现了不少新坟，自然心存怀疑。教堂因为和民众不睦，不敢在白天掩埋，选择在夜间草草下葬，埋得很浅，加上棺木短缺，又让两三具尸体挤在一口棺材里，野狗轻易就刨开坟墓拖出小孩子的尸体，暴尸地上。舆论早就为之哗然了。所以，武兰珍的招供根本不用核实，义愤填膺的群众就认定天主教堂是罪恶的根源。

很快，天主教堂用药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消息在天津地区不胫而走，群情激昂。我们分析晚清的重大教案，会发现谣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传播作用。诸如“挖眼剖心”、“迷拐幼童”、“诱奸妇女”等始终是动员群众的最佳武器。

天津乡绅在孔庙集会声讨、学子在书院罢课声援，天主教堂外很快聚集了超过一万名愤怒的百姓。百姓和教民发生了口角，进而推搡。愤怒的人们开始向教堂抛掷石块。

危急之下，教堂内的修女计划邀请百姓派代表进入教堂，实地验证传言的真伪。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