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知道，齐国霸业绝非一木之材可以撑起，头一项要务，必要广求贤达而用。已经有齐桓公的首肯，新上任的宰相虽然人事不广，但施行起来也得心应手。很快，八十位聪慧敏捷的游士，离开临淄城，满载财帛，向各国奔去。带着齐国求贤若渴的信息，也负有暗中打探各国情报的秘密任务，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批“外交情报人员”。由于管、鲍二人早已在各国交通要隘，设立了秘密情报点，或混迹于酒肆旅馆，或托身于商行作坊。这么多年过去，早对各国政局了如指掌，这些又为八十位游士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想而知，此后从各个地方涌来齐国的，不仅是人才，还有许许多多情报资料。

另一项求贤的政令，便是选荐“秀民”。以往各国施行的多是世官制，如齐国的上卿高、国二氏，便世代承袭、主持国政。当然同时也有任官制并行其中，比如原来鲍叔牙等人被国君任命为少傅便是例子。但被任命之人仅限于“国人”中的“士”，近十倍于“国人”的“野人”（即野鄙农夫），却因血缘出身而永远被阻挡在仕途和从军之外。

管仲开始撕开这张网，虽然“秀民”的人数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开始。这就是管仲心目中与世官制背道而驰的“贤人政治”，这开启了战国以后任人唯贤的滥觞，恐怕也是以后两千年来科举取士的源头吧。

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个不易之举，贵族就首先反对。但由于高、国二氏在之前的改革中，已获得巨大的利益。遂投桃报李，领袖世族的二氏，赞成选荐人数区区的“秀民”，于是这项政策才得以实施。为了显示这个政策的威严，管仲选择在太庙举行朝会，要求五属大夫及其僚属，“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当然，这也要托先王旧制的“合群叟，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集合各方老人，比较民众中有道的人，树立典范作为百姓的纲纪。有了这堂堂之言，地方官员便开始积极为齐桓公的霸业搜罗各种人才。

为了政策的持之以恒，管仲规定每年正月，五属大夫及乡长在述职时，要向国君报告举荐贤人的成效。如发现有而不报，将定为“蔽明”、“蔽贤”之罪，属五刑重罪了。

以上两项都要假手于人，但庭燎取士之举，却是由管仲和齐桓公亲自执行的。

齐桓公专门设立了一个招揽人才的机构，起名“庭燎”。西周时，重视等级礼仪，如果要迎接四方之士，就要用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