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而难得的访谈的定位，仍不拘泥于乐老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将重点放在台湾同仁堂的六十年发展经历上。这样做的原因，一则是同仁堂在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传奇。再则是我那天面对的，并不是乐老先生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刘玉梅女士、儿子乐觉心先生，还有乐觉心先生的妻子和女儿。读大学的小女儿是被长辈们特意叫来旁听的，因为他们认为她有必要了解同仁堂的历史。这一切遂使这场访谈，成为一场温馨的座谈，他们更愿意与我共享的，是他们一家与这个老药铺一起，在海峡那一边的故事。而刘女士作为亲历过这段历史的过来人，叙述尤为生动具体。尽管在乐崇辉的访谈和他的儿子觉心先生所撰《乐氏同仁堂——历史与演变》一书中，都称她为“乐刘玉梅”，但我还是按照当今北京人的习惯，直接称她的名字，而不在她的名字前加上夫姓“乐”字。</i>

<i>人类学家常说，口述史是“合作的历史”，它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在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书写的，不同身份的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产生的互动，结果会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我的这次访谈，与台湾学者明显的不同之处。我是以一名大陆历史学家的身份接触他们一家人的，而乐先生与我，彼此都因纯正的北京话那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话而立刻产生了亲切感，我在此前为乐家人包括他的侄子乐侠即觉心先生的堂兄所做的大量访谈，也使这场访谈可以省略太多的前缀而直接进入主题。这使我这场简短的访谈具有与《乐崇辉居士访谈录》颇不相同的角度。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所有的相关叙述，都还是过于简略了。</i>

<i>乐氏家族在台湾的同仁堂正式成立于1953年，地点在台北开封街一段五十九号，这是同仁堂大房乐笃周的夫人开设的，乐崇辉先生称她为五嫂。按照他的解释：“五哥乐笃周在各地开的是宏仁堂，如果五嫂在台开设宏仁堂，我就不会去找她，但她开了同仁堂，故应为四房共有，因此我沾了光。”72页不过，乐先生始终是以管账并协助五嫂打点事务的方式进入同仁堂的，并未直接掌控同仁堂的经营管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发展他的《大乘精舍》、印行佛教刊物《慈云》等佛教文化事业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同仁堂乐家的没落，正是历史上因果交替、转换的规律，起家与败落正是一个佛家所讲的无常显现；因此这面镜子，让我看破了、放下了、自在了，清楚佛教所说冤亲不二之真实义。”346页他说这是人生行脚的常态，我便也用这句话，作为本篇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