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哈米什·汉密尔顿[1]

加利福尼亚州拉由拉市滨海路6005号

1949年6月17日

亲爱的吉米：

我心烦意乱得紧。似乎野心不再，没了主意。我着实什么都不想做，或者只有一部分的我还愿意做事情，另一部分则不愿。哪怕微小的成功也会带来害处，其中之一便是对成功再不关心，也失去了倾力引来注意和褒奖的劲头儿，是为憾事。我已经拜读了那些入木三分的讨论，比如《党派评论》[2]上那些关于艺术、文学、美好的生活、自由主义均为何物的文章，以及该如何定义里尔克[3]和卡夫卡[4]，还有埃兹拉·庞德[5]将获博林根诗歌奖[6]的八卦。但这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与我何干？太多优秀的作家都早已作古，这些人有何为或有何不为，又有什么要紧？一个人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钱吗？的确。但纯粹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没钱的确不行，然而一旦有了钱（我也不是指金山银山，只不过每年区区几千英镑罢了），你也并不会坐在桌子前面垂涎三尺地盯着，一个大子儿一个大子儿去数。每达到一个目的，就少了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理由。我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吗？想拿诺贝尔奖吗？如果太费力气，那我宁愿放弃。说到底，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人里面三脚猫货色太多，叫我实在激动不起来。更何况我还要去瑞典领这个奖，还得穿得人模狗样，上台发表获奖感言。诺贝尔奖值得我这么费老鼻子劲吗？见鬼去吧。又或者，就像我在海克拉夫特的《推理小说艺术》[7]里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侦探小说评论文章一样，纵然林林总总——可都是些什么二流货色啊！整个行业水平都建构在对他人价值的贬损之上，不承认侦探小说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急着一棍子打死，生怕小说作者觉得自己的作品有点儿分量。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的评论手法，也许正源自于经典的陨落，是一种智力上的褊狭，毫无历史观可言。人们总是对像我这样的作家指手画脚：“你写得不赖啊！为啥不试着写点儿严肃小说？”意思就是像马宽德[8]或贝蒂·史密斯[9]写的那种小说。这些人怕是要觉得受了大不敬的——倘若有人敢言过去十年间，一部优秀的悬疑小说作品和最好的严肃小说之间的美学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根本无法和严肃小说与任何一部公元前4世纪雅典派代表作之间的美学差距相提并论，更不必说把严肃小说和品达[10]、贺拉斯[11]、萨福[12]的诗作或是索福克勒斯[13]的剧作等相比了。脱离了公众品位的艺术就不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