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我要重新考虑父亲在“独立自主”这个命题上对我灌输的观念。

我思忖着几条出路。给父母打电话？没门儿。给高中的闺蜜打电话？她也自顾不暇。如果说过去我营造了一个堡垒，一个“我”的堡垒。我有本事，我自力更生，我不求你们，任你是谁。但现在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了“我们”。

我想到了我的邻居。每次见到她，她都神采飞扬地在园子里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我和她还算不上朋友，但我兴许可以开口向她讨几个橙子，或者从她园子里翻进我园子的南瓜。

我盘算了几个小时，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些看起来可口的蔬菜弄到我的炉子上。我要装作不动声色、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哎呀，我倒想尝尝这种绿皮西葫芦，我们换吧？我拿药茶换你的蔬菜，好不好？”

到了最后，我哆哆嗦嗦地拿起电话，拨了她的号码。外面下着倾盆大雨。

“你好！”她接了电话。

“你好，艾娃……我是你的邻居珍娜。”

“哦，你好，亲爱的！你还好吧，宝宝呢？”

“我很好……哦，其实……呃，真的不太好。”我恨不得咽下这句话，但我好不容易说出了口。

“怎么了？”她问。

“怎么说呢……他得了肾功能衰竭，我原以为是疝气。”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真是个废物，我原本不打算告诉她实情的。

“哦，天呐，天可怜见。你没事吧，宝宝也没事吧？”

我这下脱口而出：“他会好起来的。医生在他膀胱上开了个口，接了根管子到他的小肚皮外面，好让他排尿。”尽管我怕说这句话，但话说出口，却暂缓了我的痛苦。

“哦，可怜的宝宝，”她说，“我能给你拿点什么过去么？”

“呃，”我低头瞧了眼塞奇，“好的，其实……我很饿。我还在哺乳，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她满口答应：“我一个小时后就过去。”

我羞得满脸通红，觉得胸口发紧，悬着的双手抖如筛糠。但放下了毫无意义的自恃，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悲伤和恐惧逐渐消退，我的眼前浮现出同情、食物和友谊，并且越来越近。

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一个显著特点——千万不要给人添麻烦。我小时候，玛丽亚奶奶经常要花一周的时间，为全教区的人一片片地烤面包。她不断地付出，不过是为了融入别人的生活。她用完了家里的面粉和鸡蛋，累得筋疲力尽，靠在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