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1944年9月2日</i>

人们都很友善，非常友善。

因为他不再是卢卡斯•安森中尉，而变回了一个大学教授，他所想要的就只是悄悄地回归平凡的生活。

然而即使他不穿制服，穿着凌乱的灯芯绒套装，拎着破旧的公文包，他在人群中也惹人注目。怎么可能不惹人注目呢？左眼戴着的眼罩、一小块弹片在前额留下的伤疤，都明确地昭示着他是一个尽到了国家责任并且已经光荣退伍的士兵。

每个遇到他的人都想对他所做出的牺牲表示尊重。

在餐馆，大家都乐意为他结账；在公交车上，年轻人都为他让座；有一次在中央公园，一个带着小礼帽的男人握着他的手说，他让他想到了自己在奥马哈海滩[9]牺牲的儿子，并表示如果卢卡斯想要看百老汇的演出，一定要找他。“无论是什么演出，只要你告诉我名字，预定窗口就一定会为你留两张票。”那个男人边说，边把他的名片塞进了卢卡斯的上衣口袋。后来卢卡斯拿出名片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男人竟是一家著名的电影院老总。

但他从未接受过他们的馈赠。

在纽约医院做完手术后的几周里，他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就在皇后区奥林匹斯市他家开的小餐馆上面。这是一座典型的希腊餐馆，是由他的父亲——丝塔夫罗斯•阿塔纳西亚迪斯，一点一点从头张罗起来的。和所有的移民一样，他的父亲将家族的名字缩减了。“我们是美国人，”在卢卡斯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美国名字重新开始了。”

但是卢卡斯不用为获得博士学位而费尽周折，因此他住在餐馆里就好。他甚至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他近乎完整地回到家后，他父亲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让他接管这个餐馆。而且说实话，还有什么比一个受伤的士兵站在收银机前做生意更可靠的呢？

只是这不是卢卡斯想要的生活。

就在他刚刚开始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时，他突然收到一封普林斯顿大学的来信，信中表示如果他愿意在秋季开学伊始继续任教的话，他们将非常欢迎他回来执教——正如你所知道的，学校的校训是“服务国家”。所以只要为国效力的人，全体教职员工和理事都将非常骄傲地为他们提供机会。院长还热心地提及他在城里的老房子，欢迎他来住。

这封信的到来，就像是他的祈祷获得了回应一般。

在位于学校脚下的一座小火车站中，他下了火车。将行李装进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