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又刮了一遍胡子，穿戴整齐，和平常一样开车去市中心，把车停在平常停车的位置，要是看车库的知道我是个重要的新闻人物，那他掩饰得倒是不错。我上了楼，穿过走廊，摸出钥匙正要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一个皮肤黝黑的斯文男人望着我。

“马洛吗？”

“有何贵干？”

“别走远，”他说，“有人想见见你。”他离开倚着的墙壁，懒洋洋地走了。

我踏进办公室，捡起地上的信件。书桌上摊着更多来信，是夜间清洁女工放在那里的。我先将窗户打开，再撕开信封，把不想收到的丢掉，事实上没一封是我期待的。我打开另一道门的门铃装置，填满烟斗点上，然后坐下来等人上门求救。

我想到特里·伦诺克斯时，心里并没有多大起伏。他已经隐退到远处去了，灰白头发、疤脸、某种柔弱的魅力，还有那怪异的清高。我既不评判他，也不剖析他，就像我从不问他那一脸疤痕是怎么来的，何以竟会和西尔维亚那样的人结为夫妻。他就像你在客轮上邂逅的某个人，混得很熟，然而实际上你对他一无所知。他走的时候也像那么个人，在码头跟你道别时说“保持联络，老朋友”，而你知道你不会跟他联络，他也不会跟你联络。你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那家伙。就算再见，他也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是休闲列车里的又一个扶轮社1会员而已。生意如何？哦，还行还行。你气色不错呀。你气色也很好啊。我胖了好多。咱们彼此彼此。还记得那次坐“法兰考尼亚”（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名字）客轮旅行吗？噢，当然，那次旅行精彩得很哪，是不是？

去他的精彩旅行。你真是无聊透顶。你和那家伙聊了几句，只因为周围再没一个人让你感兴趣。或许这就像我和特里。不，不太一样。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外加三日囚房时光，还没提下颌挨的那一下子，脖子上挨的那一拳，至今咽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没法还他五百大钞。这让我不痛快。总是些小事让人不痛快。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了电话，因为门铃只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的小号候客室。

“是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要跟您说话。请稍候。”

他在电话那端。“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他说，好像他那见鬼的秘书没把他的名字通报给我似的。

“早晨好，恩迪科特先生。”

“很高兴听说他们把你放了。你没跟他们作对，我认为这种做法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