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底，安先生给我打来一通电话。

“老师，好久不见了！”

“啊，您身体还好吗？”不知为什么，我跟初次见面的人说话完全没关系，但面对很久不见的熟人时，心里总会有些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还凑合吧。”安先生的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老师，实在对不起，突然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有事跟您商量。”

“看您说的，有什么事尽管说。”

“不过，这事在电话里不好说，您能到我这里来一趟吗？”

“没问题，什么时候去合适呢？”

“当然是越早越好。”

“那我明天去吧。”

“您大概几点能过来？”

“明天晚上有电脑课，上课前还是下课后呢？”

“下课以后吧。”

“如果下课后没有人像某人那样问个没完没了的话，估计九点就能到。”为了活跃一下沉重的气氛，我故意开了个玩笑。

可是安先生没笑：“也许那时我正好不在家。如果我不在，您就开门进屋等我一会儿。钥匙我放在门口的电表上边。”

“那我就上课前去吧。”

“别，那个时候我肯定不在家。”

“要不就后天？”

“不，越早越好，还是明天吧。明天见！”安先生逃也似的把电话挂了。一年没见面了，可他一点儿怀念老朋友的意思都没有，跟我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天，我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安先生的家。到达时是八点五十分，果然如昨晚所说，他不在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我一边抽烟一边等，等到九点半也不见安先生回来。在外边冷得有点受不了，我就摸了摸电表上边，钥匙果然放在那儿。

开门进去之后，在右边的墙上摸到电灯开关。以前我来过安先生家好几次，知道开关在哪里。

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照亮了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后，我惊呆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惊呆的同时我学到了一条新知识：站在地上也能吊死人。

安先生上吊自杀了。他的脖子好像折断了似的，双臂下垂，两条腿弯曲着，两脚站在榻榻米上。

我出不了声，不管是惊叫还是喊人。我喘着粗气跑过去，慌慌张张地把安先生的身体往下放，谁知越着急越是解不开绳子，最后忽然想到应该用刀把绳子割断，于是跑去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好歹割断了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