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棕色斑点花呢衣服，男子气的衬衫外打着领带，脚上是一双手工雕花徒步鞋。她的长筒丝袜和昨天一样薄，不过腿露出得没有那么多。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棕色的罗宾汉式帽子。那帽子也许足足值五十块钱，但看起来就像你能单手用一张吸墨纸折出来似的。

“嗬，你终于起床了。”说着她皱皱鼻子，眼睛扫过那只褪色的大红长靠椅，那两只不成对的小安乐椅，那块亟须清洗的网眼窗帘和那张像是男童用的阅览桌。桌上放着几本正儿八经的杂志，好让这地方带点专业范儿。“我都开始这么想了：也许你是在床上干活的，跟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

“他是谁啊？”我叼起一根烟，注视着她。她脸色有点苍白，有点紧张，但看她的样子，应该是能够扛着压力做事的。

“一个法国作家，最擅长描写堕落之徒。你不会想认识他的。”

“啧，啧，”我说，“来我的‘闺房’里谈吧。”

她站起身，道：“昨天我俩相处得不太愉快。也许是我无礼了。”

“我俩都挺无礼。”我说。我打开连通两间房间的门，为她撑住门板。我们走进这套间余下的区域，屋里有赭色的地毯，已经不太新了；五个绿色文件夹，其中三个装满加州的气候信息；广告日历，印着五胞胎[1]在天蓝色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她们都是一身粉红连衣裙，暗褐色的头发，那一双双机敏的黑眼睛就跟特大号的李子一般大。有三只仿胡桃木椅子，一张常见的书桌，上头摆放着常见的吸墨纸、全套钢笔用具、烟灰缸和电话机，桌后是一把常见的吱嘎作响的旋转椅子。

“你倒也不是特别讲究派头。”她说着，在属于客户的桌子那头坐了下来。

我走到信箱前，从里面拿出六个信封、两封信件和四份广告传单。我把帽子挂在电话机上，落了座。

“平克顿事务所的侦探也不讲究，”我说，“如果为人老实，在这行当里发不了财。如果你好摆派头，那说明你发财了——或者很想发财。”

“哦——你为人老实吗？”她问道，一边打开了包。她从一只珐琅烟盒里拈出一根烟，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上了火，随后把烟盒和打火机往包里一扔，任由包口敞着。

“勉强老实着。”

“你是怎么干起这肮脏的行当来的？”

“你又是怎么嫁给一个走私酒贩的？”

“老天啊，我俩可别又吵起来啦！一早上我都在打你电话。往这儿打也往你家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