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天清气朗，阳光和煦。我醒来时觉得嘴里好像塞了一只电机操作工手套[1]。喝了两杯咖啡，翻了翻晨报。没有关于阿瑟·格温·盖革先生的信息。我甩着昨晚的湿衣服，想把褶皱弄平，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伯尼·奥尔斯，地方检察官的首席探员。就是他让我去找斯特恩伍德将军的。

“嗳，那老小子怎么样？”他开腔道。听口气就知道他刚睡了个好觉，也没怎么欠人钱。

“我昨晚喝多了，还没醒。”我说。

“啧啧！”他心不在焉地笑笑，随后转换成谨小慎微的警察口吻，有点冷淡得过了头：“见过斯特恩伍德将军了？”

“嗯——哼。”

“为他做了什么吗？”

“雨太大了。”我答道，如果这也算回答的话。

“他们家里人好像总摊上事儿。某个他们家里人的大别克车掉进里多渔轮码头那边的海里去了。”

我紧紧攥着听筒，简直要把它捏碎。连呼吸也屏住了。

“就是这样，”奥尔斯兴高采烈道，“一辆呱呱叫的全新别克轿车，沾了一身的沙子和海水……噢，差点忘了。车里有个人。”

我缓缓呼出一口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嘴唇上方。“是里根？”我问道。

“啊？谁啊？噢，你是说他们家大女儿勾搭上还私奔结了婚的那个前走私酒贩吧。我从没见过他。他在那地方干吗？”

“别废话了。去那种地方，谁能真有什么可干的呢？”

“我不知道，哥们儿。正要去看看呢。想一起去吗？”

“好啊。”

“赶紧的，”他说，“我在办公室等你。”

刮完脸，穿好衣服，稍微吃了点早餐，不到一个钟头我已身在法院。我坐电梯到七楼，一径走到地方检察官下属们的那排小办公室。奥尔斯那间屋不比别人的大，不过是单人间。他的桌上没别的东西，只有一本吸墨纸、一套廉价钢笔用具、他的帽子和他的一只脚。他是个中等身材的金发男子，两道僵直的白眉，一双镇定的眼睛，牙齿养护得很好。他就像某个你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路人。我刚巧知道他打死过九个人——其中三人一拿枪瞄准他便丢了性命，或者说，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他站起身，把一扁盒“幕间休息”牌小雪茄放进口袋，留了一根叼在嘴里，上下颠着，脑袋后仰，视线沿鼻梁扫过来，仔细看着我。

“不是里根，”他说，“我查过了。里根是个大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