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尔丰特大厦门厅，那唯一的电梯里亮着灯，折叠的麻袋布上，还是那位水泡眼的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仿佛是“被遗忘的人”[1]的一个象征。我走进去，对他说声“六楼”。

电梯摇晃着慢慢往上升。电梯停在了六楼，我走出去，老人身子从电梯里探出来，吐了口痰，声音沉闷地说：

“怎么回事啊？”

我一下子转过身来，就像旋转台上的一个假人。我凝视着他。

他说：“你今天穿了灰色外套。”

“是的，穿了灰的。”我说。

“看上去不错。”他说，“我喜欢你昨天穿的蓝色外套。”

“说下去。”我说，“都说出来。”

“你坐到八楼。”他说，“两次。第二次比较晚。你又下到六楼。之后不久，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就都来了。”

“他们现在还在吗？”

他摇摇头。他的脸上全无表情。“我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说。”他说，“现在要说也太晚了。他们不把我吃了才怪呢。”

我说：“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去他们的！你对我很礼貌。很少有人对我这样。见鬼！我知道你跟那桩杀人案并非没有关系。”

“我得说你错了，”我说，“完全错了。”我拿出一张名片给他。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副金属架眼镜，架在鼻子上，将名片放在一尺开外。他慢慢地读着名片，嘴唇嚅动着，眼睛从眼镜上方看着我，又把名片递还给我。

“最好留着。”他说，“免得我不小心丢了。你的生活很有趣，我猜。”

“有趣也不有趣。你叫什么？”

“格兰迪。就叫我波普吧。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你看到有人上去或从那儿下来吗？看上去不是这幢楼的人或你觉得眼生的人？”

“我没太注意。”他说，“我碰巧注意到你了。”

“比如一位高个金发女郎，或者一个瘦长、留着鬓角的男人，约莫三十五岁样子。”

“没有。”

“那有人上下楼总得坐你的电梯吧。”

老人点点头。“除非他们走消防楼梯。他们可以下楼走到外面的小巷子，那儿有扇带插销的门。当事人可能走后门进来，但电梯后面有楼梯通到二楼。从二楼可以走消防楼梯。没人能看见。”

我点点头。“格兰迪先生，你能收下一张五元钞票吗——完全不是作为贿赂，而是作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