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

塞缪尔是我们这儿最成功的理发师。他很富有，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去度假，而且喜欢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事。

我说：“是呀，我知道塞缪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我头上乱抓一气。”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吗？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我，是我教塞缪尔的。他刚开始学理发时，连自己的胡子还不会刮呢。他哭着求我说，‘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么给人理发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现在怎样了，嗯？塞缪尔是越来越发了，但我仍旧住在这间破烂的老房子里。塞缪尔有一间专门理发的屋子，而我还得在那棵芒果树下露天理发。”

我说：“可是在外边挺好的呀，比在闷热的屋子里坐着好。可是你为什么平常不给人理发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这是个大问题。事实是，我就是信不过自己。”

“不对。你理发理得非常好，比塞缪尔强。”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当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欢这个人，手里还捏着一把剃刀，这个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这些天，我只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给他理发，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给谁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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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一九四五年时，博勒并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惊小怪的人之一。当时西班牙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报》，他每期都买。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发行特刊，他也买。

那些日子里，博勒老说：“有许多人自以为可以摆布别人的生活，他们以为我们穷，我们就无知。可我偏不信这个邪，你们听着，我会每天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这么做。”

博勒对《特立尼达卫报》特别感兴趣，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买下二十多份。

《卫报》正举行一种叫“失踪的球”的有奖游戏。他们在报上印出足球比赛的图片，但不标出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