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把故事重复了很多很多遍——都会说：这件事情发展下去，至少结局是好的，是我们所能期待最好的结局了。然后她照例会耸耸肩加上一句，“考虑到这是我们半辈子以来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事情。对吗，亲爱的？”

而谢普会表示认同。每次米莉声情并茂地向朋友讲述这个故事时，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会默默坐在一边，眼睛阴郁地看着地毯，偶尔摇摇头或咬咬牙，直到米莉把他放进叙述中他才顺从地配合一下。让他稍微高兴的是，米莉承担了讲述这个故事的任务，不用他亲自开口——至少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他是这么认为的。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极度厌倦地希望米莉能找到别的话题。在五月的一个周末傍晚，当米莉又跟新朋友从头到尾讲述这件惨事时，谢普感到忍无可忍。他们的新朋友，布雷斯夫妇，是弗兰克在革命路上那栋房子的新主人。这是谢普感到厌恶的部分原因。他认为，把故事告诉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然后容许他们回到那栋房子继续议论这件事，对弗兰克和爱波是一种背叛和亵渎。另外，他也不喜欢布雷斯夫妇这对无趣的听众，他们一直礼貌地点头或摇头，像玩桥牌那样专注凝重——他们竟然在为完全不认识的人感到愧疚。而谢普最不高兴的是，米莉的叙述里有点太注重故事的精彩性。她毫无疑问在享受着表演的愉悦。她正说到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有多么难过时，谢普的目光越过高脚杯注视着妻子，心里说：天啊，她从这个惨事中找到了乐趣。

“……第二天早上，我和谢普已经不知所措了。弗兰克人在哪里呢，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不断给医院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弗兰克的消息。然后，我们还要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这别提有多难受了。他们肯定看出什么苗头。你知道孩子的，无论你装得多像，他们总能感觉出来。我伺候他们吃早餐时詹妮弗看着我说：‘米莉，我妈妈今天打算过来接我们吗？’她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就像她明白这个问题很愚蠢，但她已经答应了弟弟，所以只好问出来。我差点昏死过去。我说：‘亲爱的，我也不知道你妈妈有什么打算。’这个回答真是糟糕透顶。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给医院打了电话，他们说弗兰克刚刚离开，之前他在医院已经签署了所有的文件，就是那些人死之后必须要做的繁琐手续。没多久他就开车上来我们家。他一进门我就说：‘弗兰克，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只要你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办到的。’